这和马上要出台住宅保有环节的房产税也不是一回事。

加息举措将显示美元的实力，消除不确定性。该法案严重拖累了美国股市的IPO进程，因为年营收在2亿美元以下的公司根本承担不起现在要成为上市公司所需的法律和会计费用。

因此，2001-2010年这一时期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与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状况颇为相似。而且，军事高科技往往可以有效地转化到私有领域中。可以学习新加坡，该国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网站，可以处理所有的税务、监管和营业执照等问题。来自贫困和破裂家庭的孩子——尤其是男孩——需要来自现实世界的成功榜样。2007年到2009年之间的衰退历时漫长而残酷。

联邦税法及其附属规定洋洋洒洒竟达8百万词，其篇幅还在不断增加。9）扔掉《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穷人生活水平缓慢改善之间的强烈反差激起了社会的紧张情绪，对这种现象的反弹随时可能发生。

干旱、水灾和山体滑坡已经非常普遍。在中国贸易和出口占GDP比重已经超过60%和30%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继续依靠外部需求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作者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席)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政治体制改革 。毫无节制的开采正在迅速耗光中国的资源储备。

粉尘和烟雾笼罩着一座座大城市。在这样一个以快速技术进步、创新和创造力为核心的年代，全球经济风景线瞬息万变。

没有强大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即使是巨人也有致命的软肋。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扩张后，中国已经奠定了世界经济工厂的地位。幸运的是，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存在，中国的崛起像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一样，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事实上，尽管中国的生活水准在过去30年内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已经急剧扩大。因此，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已经再次凸显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不幸的是，由于出口部门为数千万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导致这种依赖已经转变为一种结构性问题，而这意味着，降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已经不单单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省级市修建的酒店可以让西方位于首都的五星级酒店相形见绌。

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3800美元，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标准。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森林砍伐和荒漠化依然非常严重

所以，尽管运行的表象上是中央在收入比重上占大头，但其资金使用的大头，却是用于对地方的补助。收入与支出二者在政府间划分遵循不同原则，体制目标应是在财权与事权相顺应的基础上，力求使各级政府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于是中央、地方本级必不可能各自收支均衡了解上述情况后便可知，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划分需要考虑税种与生产要素流动的影响以及中央宏观调控功能的实现，所以通常将税源易流动、税负易转嫁以及发挥宏观调控功能所需要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税基不易流动、不会引起地区间过度税收竞争和需要因地制宜的税种划为地方税。

同是拿取40%的所得税，但企业效益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人均比较的所得税数量，在不同区域往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内在的逻辑要点不可不察。而与区域特征关系密切、税基无流动性或流动性弱、宜于因地制宜的税种(如房地产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特定地方税等)应划归地方。中央补助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贡献较大。2008年东部地区是中央税收收入的重要贡献者。地区间的横向不均衡现实，需要负责调节区域差异的中央政府设计和把握好纵向不均衡机制如前所述，由于各地收入差异必然存在，支出成本负担也大不相同，并且收入种类划分与支出责任划分遵循不同的原则，因而中央、地方政府各自的本级收支规模不相一致的情形必然出现(某一地方行政区内自身达到收支平衡只能是偶然的情况)。

这种情况带来了诘问之声：地方以48%的收入负担70%以上的支出，还怎么过日子？这其实是一个很久以来令非专业人士普遍疑惑的发问，并在不少场合，直接引出了应提高地方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的看法。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这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约而同形成的体制共识与基本实践模式，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在经历了前面十余年探索后，以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为标志而确立的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与现实性质。

总之，一句话，按税种划分中央、地方收入的基本逻辑，是要求全国保持规范一律，即使是共享税，其切分办法也必须全国一致，否则，便不成其为与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及体制稳定规范性相契合的分税制体制了。其中的上解收入，已于2009年将其与税收返还进行对冲处理，此后不再存在。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不高，地方支出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度目前尚处于大体合宜水平，今后可随部分事权合理划升中央而有所降低或企稳分权财政体制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广为应用，这为评价我国分权财政体制的特点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照系。从国际实践来看，收入上移、支出下移是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普遍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运用转移支付制度手段对财政资金余缺在政府间进行适当调节，这种转移支付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央取得与其宏观调控功能相称的财力，进而去调节地区间的横向不均衡，因此，体制常态在分税制下必然是中央收支(在100%的蛋糕切分中，这也就必然成为地方收支的同义语)，又形成所谓的纵向不均衡。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则应由地方政府提供，具体的支出责任，也应合理地分别划归中央与地方。至于支出责任在政府间的划分，则需考虑公共产品的属性及其外部性的覆盖面、相关信息的复杂程度、内洽于全局利益最大化追求的激励—相容机制和公共品提供效率等因素。自1994年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半数以上用于对地方的补助，各年度中央补助收入占中央本级收入以及中央收入比重均超过65%，近年已高达近80%。

所以，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我国中央政府收入占比还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却又会因巨大的地区差异而产生另一个支出负担上的横向不均衡，使欠发达省(区)面临更大困难：恰恰是税收丰度很低的地方，大都是地广人稀、高原山区、自然条件较严酷而提供公共产品的人均成本非常高的地方。

财力性转移规模从1994年的99亿元增加至2009年的11317亿元，16年增加113倍，年均增长率为84%，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也从1994年的21.52%提高到2009年的52.2%。总结起来，逐年增加的转移支付规模对于增加中西部地区财力，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论是财力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中西部都是绝对受益者，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级次越低，受益度越大。第三，需要继续积极推进转移支付体系制度的改进。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央收入占比在50%上下徘徊，最高年度(1994年)也仅为55.7%，不及美国。又恰恰是税收丰度较高的地方，一般都是人口密集、城镇化水平高、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较好因而提供公共产品的人均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存在缺口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依靠转移支付平衡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也是惯例，但依赖程度却无一定数量界限可循。中央转移支付让欠发达地区分享经济成果我国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后的中央地方财力分配基本关系框架。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更加了解本地居民的需要，因而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能提供某种公共品的情况下，基于效率的考虑，也应更倾向于由地方政府提供。比如同是25%的增值税，工商企业数量多、发展水平高、增值额规模大的沿海省(区)，与工商业还很不活跃、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增值额规模往往还很小的西部边远省(区)，定会有人均对比上的巨大反差。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在运用纵向不均横调节矫正横向不均衡，使地方财政的日子总体而言过得更好1994年分税制改革统一了政府间财力配置方式，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以2009年为例，中西部地区人均自有财政收入仅为东部地区的31%和33%，通过转移支付，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达到东部的67%和86%，地区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方税体系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的收入比重在40%-47%之间波动(除1994年外)，16年平均占比为43%，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我国地方财政对中央补助的依赖程度处于中间水平，还比较合宜。